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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的人化与人的法律化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1-10 【字体:

  克思说过:“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律规定的关系。”法律所反映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问的关系,因此,法律发展决不会是一种孤立的运动,而是法律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互动。一方面,法律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广泛的主体的意志和主体的越来越广泛的权利被源源不断地注入到法律之中,法律日益人化;另一方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公务员论文网,您最合适的选择,24小时专家在线为您代写各类稿件,专家手笔让您轻轻松松拿到为您量身定做的文章!人在与法律的互动中,由于法律的指引与规范,人的意识和行为被打上了越来越深的法律烙印,人日益法律化。
  正是由于法律的不断人化和人的不断法律化,才推动了法律的不断发展。
  一、人与法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主体与客体是人类通过实践与自然相互作用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但是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能力以及范围的不断提高和扩大,主客体关系逐渐超出了原有的范围,不仅自然界可以成为主体之客体,人类社会及人自身都可以成为主体之客体。而法律制度,作为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项十分重要的文明成果,也是一种客体。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种主客体关系。
  由于社会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人与法之问的主客体关系和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是有区别的。在现实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即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由于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人在同一种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可能是不同的,因而与法的关系也可能不一样。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与法律之间,前者是主体,后者是客体;但在广大劳动人民与法律之间,后者成了主体,前者却成了客体。这种状况决定了人与法之间必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割裂。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是法律的绝对主体,法律只是他们的工具,因而统治者就可以高居法律之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可以将法律弃置一旁、束之高阁;另一方面,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法律的绝对客体,法律主要是用来镇压他们的暴力工具,因而广大人民群众必然“厌讼”、“惧讼”,对法律畏而远之,或恨之人骨。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成了法律的主体,人与法的主客体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一方面,在今天,已经不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的人的需要、权利和意志被注入到法律中;且法律不再被视为工具。而是被视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的价值追求的一种外在表现,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这就使法律日益主体化了;另一方面,法律逐步取得了至上的地位,不再是那种可以随意抛弃或令人望而生畏的客体,而且通过法律对主体的引导和规范,人们逐步确立了对法律的信念和信仰,形成了依法办事的行为习惯,扶而使主体B益法律化了。在人与法的主客体关系中,法律的主体化(人化)与主体(人)的法律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法律的主体化人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内化为主体的意识和行为,即主体(人)的法律化程度越高;而主体(人)的法律化程度越高,法律为人的权利所提供的保护就越有力,为人的自由所提供的空间就越大,即法律的主体化(人化)程度就越高。
  人与法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从彼此割裂到越来越紧密联系的这种变化,不仅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进步,而且是作为客体的法律的发展。虽然人们对法律发展的解释多种多样,但如果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法律发展就是法律的主体化(人化)和主体(人)的法律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个动态过程。
  二、法律的人化——法律发展的价值目标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指少数人,而是指每一个人。因此,法律的人化,决不是法律为少数统治者所垄断,而是法律应当成为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如果法律为少数统治者所垄断。那么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很可能就是非人化。这里所说的人,更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
  由于现实的人有许多现实的权利需求,所以法律的人化实际上就是法律的权利化。法律不仅要体现人的尊严,保障人的地位的独立与平等,而且要满足人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法律的人化必然要求以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作为衡量法律发展的最根本的尺度。
  在人类历史上,法律的人化是一个十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一开始,由于受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人类往往用观察自然的目光来观察社会,并且试图用自然法则为人类社会立法,于是在西方就有了早期的朴素的自然法思想,在中国就有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在这一阶段,自然法则成了人定法的立法依据和评判标准,因而可以说是法律的自然化阶段。在中国和西方,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法律被神化的历史阶段。在我国夏商时代就已经有了“天命”、“天罚”之类的法律观,后来儒家的法律思想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天命”、“天罚”观。而在西方的中世纪,一切皆为神学所笼罩,自然法不仅成了上帝的法,而且成为支配人定法的最高法。而不管是在法律的自然化阶段,还是法律的神化阶段以及法律世俗化的初期,法律又都是少数统治者的垄断物。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眼里,“朕即国家,朕即法律”;在中国古代,国王和皇帝常常是言出法随,一言可以兴法,一言可以废法。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无论中国和西方,统治阶级都不仅规定了名目繁多的罪名,而且常常要施以各种惨不忍睹的刑罚。法律的自然化、神化和少数统治者的垄断化是与人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人们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法律,将人的权利视为法律的价值目标,并且逐步意识到广大人民才是法律的真正主体。1532年意大利着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出版了《君主论》,率先打破神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人们都有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1762年,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又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17世纪以后,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先后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不得不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口号如平等、自由、权利等写进了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如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还对人权问题达成了妥协性共识,并在1948年和1966年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先后通过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而为人权保护提供了一种国际性保障机制。这些法律虽然还不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但不可否认,其人化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人化程度已越来越高。
  法律的人化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法律的人化是法律发展的目标。人类发明法律,一开始或许是为了某种工具性的目的,但法律的终极目标却是为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早就将人类理想寄托在自然法中,西塞罗曾经说过:“为了自由,我才服从法律”;我国古代也有“以刑去刑”的法律追求。因此,法律发展的终极目标决不是为了控制人,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赋予人以独立和平等的主体地位,满足人的各种权利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次,法律的人化是法律发展的动力。如前所言,法律的人化,实质上是法律的权利化。人的权利有应然权利、法律权利和现实权利之分。人类为权利而斗争,不断地将应然权利转变为法律权利,进而变成现实权利,由此促进了法律的不断发展。再次,法律的人化是法律发展的标志。马克思曾经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将人类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个性”㈣分别是它们的标志。同样地,人的发展程度也可以成为法律发展的标志:“人的依赖性”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法律制度的标志;“物的依赖性”则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而人的“自由个性”则是对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提出的根本要求。
  在当代中国,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早已取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律,法律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成了法律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不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而且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年修宪时还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由于宪法的宏观性、抽象性和非诉讼性,所以又辅之以从经济法到文化法,从基本法到地方法规等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法律法规,将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进一步具体化和程序化。这表明我国法律的人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不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特别是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发展还没有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要求完全吻合起来。为了进一步突出人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促进我国法律权利价值的实现,我们必须:
  第一,将“以人为本”入宪。“以人为本”是法律价值的核心。我国已经先后加人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保障条款也已经被写进了我国宪法。“以人为本”不仅是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宪政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因此,现在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将“以人为本”直接写入宪法文本,使之成为衡量我国法律发展的一个根本尺度。
  第二,大力推进民主立法的进程。法律的人化,不是个人化、集团化或是阶层化,而应当是人民化,真正人化的法律必须是反映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民主立法。实践证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基本的民主立法形式。
  但是,勿庸讳言,在我国行政法规的制定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主,有的法规或条文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出现了“人民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定化”的现象。为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通过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即使由政府部门来制定行政法规,也必须明确民主参与立法的地位、途径和程序,以体现人民主权的立法理念。
  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逐步将一些应然权利转变为法律权利。在西方,有无程序即无权利一说。意即一种权利再好,如果没有法律程序的保障,就很难变成现实的权利。因此,对于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应该享有的权利,不仅要予以宪法上的确认,还必须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公民应当享有的诸如平等的受教育权、就业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等等具体化和程序化,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权利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性和现实性的统。
  第四,积极推进司法、执法和法律服务的人性化。人性化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它要求司法和执法时对其对象的人格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即使是在依法审查或处罚违法犯罪者时,也不能随意加以刁难和侮辱;对于违法犯罪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决不能随意剥夺,相反,还应予以充分的物质和法律保障。在司法执法过程中特别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应保持必要的严肃和威严外,应当对司法和执法对象保持耐心、体谅或热情的态度,使民众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自已的人格尊严和法律的人性光辉。
  人的法律化——法律发展的社会基础我国宋代王安石曾经提出:“有治人,无治法。”这种观点虽然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再好的法律制度也必须靠人去执行,过句话并非毫无道理。人类作为法律的主体,不仅是法律发展的终极目的,而且是法律发展的推动力量;法律作为主体之客体,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必然要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法律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法律化的人的支持、参与和推动。
  人的法律化,一般称为人的法律社会化,或直接称为法律社会化,它是人与社会、人与法律的互动,是指个体通过对社会法律文化的被动学习和对社会法律文化的主动选择和调适,从而将法律规范逐步内化为人的法律意识和行为习惯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由一个“生物人”变成“法律人”的过程oM人的法律化或法律社会化在法律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它可以传播、维持和改变法律文化。法律文化只有通过不断的传播和扩散,才能为大众所接受从而得以维持和延续;由于所有的人在法律社会化过程中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所以在被动接受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又可以为法律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从而使法律文化得以不断创新和进步。第二,它可以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提高公民的法律能力和培养合格的法律角色。一个人在接受了一定的法律观念后,会形成对法律的信念进而上升为信仰,在此基础上可以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形成依法办事的行为模式,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第三,它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促进法律发展。如果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完成了法律社会化,一个稳定有序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就足以形成。当然,这种稳定并不是僵死的稳定,因为法律社会化是人与法律、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的法律社会化既是法律发展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个重要动力。
  影畸A的法律化或法律社会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1)法律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那种只代表少数统治者意志的法律,由于片面的义务性和非人道性,广大人民鄢使遵守它也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缘于强迫;由于它的]一具性和非至上性,即使是统冶者也很难将它内化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行为习惯;(2)法律是否具有权威性。如果法律没有权威,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可能认同法律的力量,更谈不上什么法律化。只有具有权威地位的法律,人们才会产生高度的法律认同,形成确定的法律信念,进而上升到法律信仰。而法律信仰的形成,乃是人的法律化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人的外在行为的法律化,而且意味着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法律化。(3)法律是否建立在自己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只有具备一定历史延续性、建立在自己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能够解决当代和未来中国实际问题的法律制度和文化,才能真正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和行为模式。(4)法律的人化程度(法律的人化对人的法律化的影响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赘)。此外,积极的法律社会化措施对促进人的法律社会化也起着很大作用。
  在当代中国,法律成了广大劳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这为人的法律化创造了最根本的前提。但是,由于历史上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义务本位、权大于法、德主刑辅等的影响,加之盲目照搬西方的法律模式又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隔膜,因而人的法律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为此,除了通过提高法律的人化程度来促进人的法律化外,还必须努力寻求其他途径和措施来增强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依法办事的行为模式。
  首先,要树立法律权威。所谓法律权威,不仅指法律在各种社会控制方式和手段中应当居于最高地位,而且指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各种主体包括个人、社会团体、国家机关、政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律权威的确立是主体法律化最重要的前提,而要确立法律权威,关键有两条:一是坚持依法执政。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和一切国家机关只是受人民的委托代行人民的权力。因此人民的意志才具有最高的权威。而我国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执政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完全统一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实行依法执政,不仅有利于自身合法性基础的巩圃,而且有利于法律权威的确立。二是推进司法改革。人们之所姒会相信法律甚至信仰法律,主要在于法律的正义性、公正性。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实质性的正义和公正常常会被遭到破坏,这就需要司法来充当正义的使者。可是,司法并不是高居天国的正义女神,它会受到各种现实力量的牵制从而影响它的公正性。因此,在我国,除了对司法进行必要的监督外,应当通过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改革让司法尽可能地独立。只有确保司法能够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法律才能逐步确立起它的权威:其次,要从实际出发有效整合各类法律资源。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资源主要有中国传统的法律资源、国外的法律资源以及我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的法律资源。中国传统法律资源中的有些成分可能与现代法治相抵触,但有些成分与现代法治并不矛盾,而且传统法律资源具有土生土长、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优点。西方国家无疑是法制现代化的先行者,它们在法制现代化的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是,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文化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对它们的借鉴或移植必须考虑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基础,以及广大民众的接受程度。
  由于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有些问题不仅我们过去没有碰到过,西方国家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就需要我们从本国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出发,在本国传统法律资源和国外法治资源中汲取智慧,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以寻求可行的法律对策,创造新的法律资源。
  再次,要积极促进法律的社会化。一是需要政府(广义的)促进与社会促进相结合。在我国,执政党是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是法律社会化的可靠保证i我国政权机关所进行的立法、司法、依法行政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是法律社会化的直接推动力量;而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则是推动法律社会化的社会影响力量。前两种力量因为有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因而影响十分强烈;后一种力量虽然没有强大的组织和权力作后盾,但是对人的影响却十分深刻。因此,只有将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最有效地促进人的法律化。二是需要强制手段和教育手段相结合。法律是一种明确的社会规范,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于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强制性的制裁是法律社会化的一种外在的保障。当然,制定法律并不是仅仅为了处罚人,最主要的是为了保护广大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必须通过系统的法制教育活动,让广大公民了解法律,增强其法律意识,培养其守法精神,这才是法律社会化的内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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