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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1-21 【字体:

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

 

香港武侠电影大师张彻生前说:「治史必求实证。」1黎民伟功过亦应以确凿史实为基础。以黎民伟为代表,黎海山、黎北海三兄弟于1923年7月创办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开香港华人电影纪元,1925年2月拍摄完成并在香港上映第一部香港长篇故事片《胭脂》。1994年初香港影界尊他为「香港电影之父」,是对这一历史功绩的致敬与肯定。他自觉地以电影作武器,为强国、教民奋斗一生。1925年底他赴上海和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在当年神怪武侠盛行的乌烟瘴气影坛中,尽力拍摄一些好的影片,为当时影界带来一股清新气息。1929年底参与罗明佑发起,并和他创建联华影业公司,在上海/中国影坛树起「复兴国片」大旗,开影坛新风。在当时左翼文化人主导下,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首开左翼电影。因左翼和进步影人的所及和所起的主导作用,联华公司拍摄了一些进步的经典影片,与明星公司、艺华公司以及天一公司所拍摄的进步电影,形成中国电影黄金时期。虽然在1933年后,罗、黎主持的联华一厂,主动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陈立夫宣布的「中国电影新路线」,向国民党文化政策靠拢。黎民伟任厂长的一厂产品愈来愈远离抗日救国热潮,宣扬「新生活运动」,宣扬传统的忠孝仁爱等等道德理念,导致经营失败,但他们历史功绩不应抹杀。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困苦生活中,黎民伟仍坚持信念,拍摄一些有意义的影片,战后还在研讨先进冲印技术,他对中国/香港电影事业贡献良多。

  1993年香港对黎民伟进行历史评价,自那以来近十年中,香港影界学者对黎民伟的研究倾注了心力,2003年9、10月纪念先生诞生110周年活动达到高峰。十年间香港出版了《黎民伟:人··电影》、《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黎民伟日记》、《黎民伟足迹》,在香港和广州分别举办了「黎民伟足迹」和「寻找黎民伟足迹」大型图片展览,以及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讲座等。影响很大,评价至高。在仔细阅读和这些史料之后,本着对历史的真诚,不得不对上述各种形式史料中不实之处作必要勘误。有的是根据当年同代人的回忆或据史料分析而提出质疑,就教于香港电影史家。

(一)黎民伟是「中国/香港电影之父」?「香港、中国电影的最早开拓者」吗?2 

  如前所述,1994年香港影界尊黎民伟为香港电影之父,是对以他为代表的黎氏兄弟,开香港华人电影纪元历史贡献的敬意与肯定。但他不是中国电影之父!拉开中国电影历史序幕,首开中国电影纪元的是辽宁沈阳人任景丰。他在1905年于北京自己开的丰泰照相馆,开拍中国京剧《定军山》武打片段,创下中国电影纪元。2005年即为中国电影100周年。说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之父」,是无视历史事实了。黎民伟是香港早期电影开拓者之一,但他不是中国电影最早开拓者。黎民伟从影时间虽然和张石川同在1913年,但张石川是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自主地连续地摄制影片,黎民伟却在1914年后,直到1923年前,十年间忙于他事,没有参与任何电影摄制。而张石川等从1913年组织新民影片公司,承包美国人依什尔接手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起,开始了中国电影拓荒时期,之后,有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等继续。经过摸索和尝试,直到1923年底,明星影片公司拍摄《孤儿救祖记》,受到观众欢迎,赢得高票房收入,刺激了对电影投资的热情,上海电影公司如春笋般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走出拓荒阶段,进入初创的繁荣。虽然有学者以左翼电影出现的1931年划线,在此之前为拓荒期,那也是从意识形态角度作视野的一家之言。在拓荒时期,中国电影最早的拓荒者是张石川、郑正秋、任彭年等等。

  黎民伟是在1925年10月到上海,这时上海已有33家电影公司,年底他和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当时各家公司各有各的制片主张和方针,如明星公司是「处处惟兴趣是尚」;「醉心『欧化』」的是大中华百合公司;天一公司则「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长城公司主张「非采用剧制成影片不足以移风易俗」3。据欧阳予倩回忆,当时黎民伟和李应生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却「提不出甚么方针、任务和办法」4,是欧阳予倩执笔写的《民新公司成立宣言》,成为民新影片公司的方针、任务和办法5。黎民伟在香港电影事业中是先驱者之一,但他到上海时,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说,只可以说是一位后来的参与者,并非中国电影最早开拓者。

(二)黎民伟是岭南电影之父吗?6 

  中国电影史书籍中,从来没有所谓「岭南电影」概念。1999年自费出版的《中国岭南影视史》,作者以研究地域文化的课题,提出所谓「岭南电影」概念。它是否真的存在呢?

  「岭南电影」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的地理区域概念,二是指社会的文化概念,这二者之间不是必然等同。作为地域概念,「岭南」是泛指五岭以南广大地区,含现在的广东、广西东部、海南岛、港澳以及越南北部。若作为社会文化概念,越南是不同国家,不在我们研究范围。港澳虽原属中国广东,但他们分别为英、葡占据百年以上,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他们和两广文化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中。在地理上虽同属岭南地区,但在社会文化上,港澳和两广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均根本不同。无视这种根本差别,无视香港电影和两广电影百多年来在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发展的事实,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说成是一个「岭南电影」,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电影文化上都是不的。香港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广东珠江电影厂和广西电影厂的电影产品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二者不仅价值观、文化理念不同,甚至相悖。电影发展水平也有极大差别。怎么能混为一谈?「岭南电影」这一命题,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电影文化概念上均不能成立。没有这一前提,「岭南电影之父」一说,便属子虚乌有。 

(三)香港1913年的华美电影公司是黎民伟和布拉斯基合资创办的吗?7 

  不是的。黎民伟和美国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问题的焦点是,他们的合作是甚么性质?

  当事人黎民伟讲得最清楚,他说:「1913年(民国二年),美国人布拉斯基和万维沙(Van Velzer)君来港在九龙弥敦道成立华美公司,摄制新闻片,我那时正继续办着清平乐剧社」;「《庄子试妻》一片拍摄,是由我们以『人我镜剧社』名义与华美公司订约,凡演员、剧本以及一切服装、布景、道具等,均由『人我镜剧社』供给。摄影、洗印、子母片、舟车费以及膳费由华美负责。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而『人我镜剧社』一次过获得港币几百元的酬劳。」8他明明白白在讲当时他们各自开办华美公司和清平乐剧社,彼此没有资金上的关系。黎民伟为着与布拉斯基合作拍片,特地组织有他自己和妻子严珊珊、四哥黎北海,以及老友罗永祥四人的「人我镜剧社」。他所以不用有许多人参与的清平乐剧社,却用基本是其家族加老友四个人的「人我镜剧社」,是既与前者区隔又便于操作有关。「人我镜剧社」在拍摄完《庄子试妻》后,也就不存在了。从黎民伟和华美公司所订的合约条件来看,一方是「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另一方是「一次过获得港币几百元的酬劳」,明明白白是一次性的雇佣性合作。如果是合股,黎民伟则是老板之一,影片所有权不能只属于华美(布拉斯基)的;而且黎民伟等不能只是「一次过」获得一点报酬。并非凡合作皆是合股或合资,但是这种错误说法影响很大很广。它被写进《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电影卷」,以及大陆新出版的电影课教材,甚至专著之中,香港的历史专著中专论也被波及。 


(四)《庄子试妻》是香港第一部影片吗?9 

  说《庄子试妻》是香港第一部影片的理由,一是为香港华美公司所拍,二是华美公司是黎民伟和布拉斯基合股的公司,不同于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前面已经论证了华美公司不是黎民伟与布拉斯基合股开办的,华美和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没有甚么不同,都是布拉斯基独资开办的美国公司。《偷烧鸭》和《庄子试妻》都是他在香港投资及摄影的,都是由香港人扮演,产生于香港本土。何以后者是香港电影,而前者不是? 

  余慕云先生曾这样论述美国爱迪生公司在香港拍摄的「街景」短片:「虽然它们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10基于同样道理,1909年拍摄的《偷烧鸭》当然是香港电影。它先于《庄子试妻》产生,当然也就是香港第一部影片!

(五)民新公司究竟有几个?有三个吗?11 

  《黎民伟:人··电影》第168页上说:「民新旧有制片厂一在上海,一在香港,一在广州。」在/香港电影中,简称「民新」的电影公司有两个。一个是1923年7月14日在香港成立,名为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另一个是1925年底在上海成立的民新影片公司。二者不仅名称不一,成立时间不一,股东也不同,前者是由黎民伟和黎海山、黎北海为主合股成立,后者是黎民伟和李应生合股。二者没有继承关系,上海民新也不是香港民新迁去的。至于广州,只是在1924年,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因得不到港英当局批地,遂租下广州西关「探花第」作拍摄场地,11月28日开拍长篇故事片《胭脂》,12月27日拍完、公映,便结束了。也就没有甚么「广州民新」之说。至于1930年联华成立时,香港根本没有甚么「民新」,只有黎北海和利希慎合作创办的香港影片公司,又何来「以黎北海为主要办事人的香港民新」?

(六)「上海民新强于制作,弱于发行,黎民伟吸取了这个教训,与身为戏院商发行商罗明佑合作,促成了联华的诞生」12。是这样吗? 

  黎民伟与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因亏损严重,导致两人分手,黎民伟已无独自经营能力。至于民新影片公司严重亏损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的「弱于发行」所致。1929年约在10月间,罗明佑从北京来上海和他商谈合作「复兴国片」大计,方使黎民伟命运发生转折。是罗明佑主动选择黎民伟,而非黎民伟主动选择罗明佑。

  罗明佑与黎民伟相识于1923年8月的北平,当时罗为真光影戏院老板。在罗帮助下黎拍摄了梅兰芳京剧片段。罗在平津等地以华北公司经营二十多家影院,从中痛感外国人垄断影院经营,以及国片质量低下,造成外国在和文化方面的侵略,从而萌生「改造国片」、「复兴国片」思想,并制定四点纲要、十大目标的计划。但罗明佑不熟悉制片业,当时上海是中国电影文化和制作中心,他在上海影界唯一朋友是黎民伟,遂成为他在制片方面最适宜的合作者。这是罗明佑到上海选择黎民伟的原因和目的。罗明佑到上海时,正是黎民伟处于困境之中,他们竟夕长谈,黎民伟虽然认为计划很好,但自己无力参加和推动这项改革,对未来没有信心。是夫人林楚楚看好这项计划,鼓励他参与13。罗、黎于11月初达成合作协定,12月以华北公司名义和民新公司合作拍摄《故都春梦》(孙瑜导演,罗明佑、朱石麟编剧)。黎民伟在1929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由上海经青岛去北京,就是执行这个协定。1930年8月,以民新公司和华北公司为基础,由黎民伟出面邀请上海的大中华百合公司、上海影片公司、友联影片公司,经过商讨,各以不同方式加入联华。另有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黄漪磋及黎北海的香港影片公司加入,正式组成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的集资招股,主要也是罗明佑的关系,得以有何东等诸多政经要人加入董事会。10月25日在香港成立总管理处,12月27日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

(七)黎民伟是联华影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厂厂长?14 

  他只是在联华后期及二战后担任过这样职务。联华影业公司从1930年年底成立到1936年8月罗、黎退出,其间,因时局和经济,几经收缩、分化和改组,人事变动和任免较大较快。无论怎样变动,黎民伟始终是联华制片一厂厂长,或第一分厂的制片主任(即原民新影片公司)。并非如《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一书第50页所说:「1930年底联华成立,他退居幕后,任副总经理兼厂长。」1935年2月联华公司机构调整,上海设总厂,下设三个分厂。黎民伟职务有了变化。他在1935年2月18日的日记中说:「罗明佑来商联华各厂集中办法,并要求我负责任协理职,我力辞之,卒不获已。」又,1935年9月16日的日记中说:「发表伟就职,乃迁厂,徐家?三角地为总厂,一厂改为分厂。」15即是说黎民伟从1935年9月16日,即联华成立五年后才进入联华最高层任协理,并非副总经理。同时,他仍兼联华第一分厂制片主任,亦并非总厂制片主任16。战后的1947年,罗明佑想讨回联华在上海的产业,黎民伟在1947年8月21日的日记中说:「明佑授函委任『联华』总厂厂长及付国币一百五十万元为旅费。」这只是一个空衔,为的是让他有这样的「头衔」,便于在上海活动,他在上海奔波近一个月,无果而终。1947年9月12日,他在日记中说:「挂号函明佑辞『联华』协理及厂长职。」17前后不足一个月。从上述黎民伟日记的记载,他任联华影业公司高职是有时限的,一在联华后期,一在二战后,不是1930年底联华成立时,他就是联华公司的协理和总厂厂长。因此,对黎先生的历史功绩评估,亦应以历史时限为据,不能笼统地说他是「总厂负责人」,将联华的功绩都归于其名下。    

(八)影片《渔光曲》、《大路》是黎民伟(一厂)拍摄的吗?18

  联华影业公司于1930年底成立时,由北京的华北公司和上海的民新公司为基础,与大中华百合公司、上海影片公司和香港的香港影片公司等多家公司加入组成。罗明佑效法美国好莱坞独立制片人制度,保留各厂原有实体为相对独立的下属各制片厂,仅更改名称:民新公司改称联华制片一厂,大中华百合改称联华制片二厂,香港的香港影片公司改为联华制片三厂(即联华港厂),上海影片公司为联华制片四厂,对外则统称为联华影业公司。内部各厂制片相对独立,取材亦自行其事。因此,联华出品是以良莠不一、倾向不同为其特点,然而,都称为「联华出品」。不了解内情的人,会以为就是一个厂出的,事实上是联华内部各厂的分别产物。《渔光曲》、《大路》都是联华制片二厂1934年出品,与当时黎民伟主持的联华一厂没有关系。由于它们都冠以「联华出品」,有人就以黎氏为「总厂负责人之一」,而将这两部影片与其挂?。特别是《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一书第82页的编排,将《渔光曲》剧照、蔡楚生签署的关于林楚楚转交《渔光曲》1935年奖状的函示,以及史东山、蔡楚生、孙瑜三位名导照片,加之联华一厂所出《香雪海》混编,第83页全部是一厂《神女》各种照片。这样对开编排两版的版面,将《渔光曲》混编在联华一厂出品之中,又未注明它是二厂所出,人们肯定认为它是黎民伟作品。难怪广州某些报纸将《渔光曲》说成是黎氏创作,就是这种编排失误所导引的必然。第87页上的《大路》剧照,也与黎民伟一厂出品《浪淘沙》、《小天使》混编,其所导引的结果,必然是同样结论。在长篇记录片《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中,插入联华二厂产品《大路》片段及《渔光曲》主题曲,观众必然认为是黎民伟的作品。但1934年黎氏尚未出任联华协理,这些影片与他无关。何况1933年后,罗、黎主动接受陈立夫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的要求,向国民党文化政策靠拢。就在《渔光曲》、《大路》于1934年问世同时及以后,他们拍摄远离抗日救国热潮,宣扬传统道德的忠孝仁爱的《人生》、《天伦》、《慈母曲》,和配合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国风》,其主流产品与进步电影背道而驰。 


(九)黎民伟在香港办过演员养成所吗?李铁等人是他的学生吗?19 

  没有。李铁等人也不是他的学生。在香港办演员养成所的是黎北海,他在香港先后办过三次演员养成所。第一次是在1928年上半年,名为香港演员养成所,黎北海是唯一导师。学生有朱普泉、许梦痕、立建娴、麦啸霞、薛兆荣等20。第二次是1931年4月办「联华演员养成所」。黎北海任所长,导师有关文清、黎北海、梁少坡、罗永祥。毕业生有李铁、黄岱(黄楚云)、石友于、陈武扬、胡艺星(胡戎)、唐醒图、叶仁甫、冯洁贞、陈其锐等。第三次是1932年续办第二届「联华演员养成所」,教学由薛兆荣、陈武扬负责,黎北海、关文清作辅导。学生未毕业而逢「联华港厂」结束,已无用武之地21。正是黎北海在香港所办三次演员养成所,为香港电影事业做了基础性贡献,储备了必要的人才资源。黎北海真正是香港电影的鼻祖,这是无法回避和抹杀的事实。可是,长篇记录片《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对白字幕本第14页旁白却说:「黎民伟在上海培育演员的同时,亦在香港与黎北海办演员养成所。李铁、石友宇、唐醒图、黄岱、胡艺星等便在这里毕业。」这是严重违背的。为甚么将黎北海做的事情挪在黎民伟的名下?二十世纪80年代,联华演员养成所还有同学会,秘书是李铁,他从未提及他的老师中有黎民伟。

  黎民伟在上海办民新影片公司时,确曾办过演员养成所,金焰和汤德培是其中学生。但不是在香港。 

  至于《黎民伟:人··电影》一书第77页,以联华「香港分厂」标题下,谈论「联华港厂」种种,极为不该。联华下属厂改称分厂,是1935年2月以后的事。以黎北海为厂长的联华三厂,又称「联华港厂」,到它结束也未称为「香港分厂」。 

(十)「联华成立时,以黎北海为主要办事人的香港民新,合并入联华,成为联华的三厂」?22

  1930年12月27日联华在香港成立前,香港根本没有甚么「香港民新」,只有黎北海与人合办并任厂长的香港影片公司。黎北海正是以香港影片公司折价两万元加入联华,成为联华三厂,俗称联华港厂。黎北海作为联华股东,进入联华董事会。既无「香港民新」,何来「以黎北海为主要办事人」?实在严重地违背了历史事实。

(十一)「1934年黎民伟与罗明佑回港,与熟悉美国市场的关文清和美国华侨赵树燊合作谋办海外联华。」23 

  没有这样一回事。当事人之一关文清在其《银坛外史》中,详细讲述了海外联华从发起到胎死腹中的经过。事情起源于1933年,罗明佑派关文清去美国考察,其间结识赵树燊,策划并成立大观声片公司,拍摄声片《歌侣情潮》。当赵树燊带着《歌》片来港放映时,罗明佑在家中宴请关、赵,商谈合作事宜。1934年罗明佑以国民政府实业部派「考察欧美日影业专员」名义出国,关文清陪同。罗在美国会见大观公司股东,协议组建海外联华和招股事宜。但罗明佑回国后,限于联华情况而改变了计划,对公司进行改组收缩,香港的三厂撤销。原定陈七别墅为新场地则退订,罗还提出要关、赵到上海拍片。激怒了赵树燊,遂决定另起炉灶在香港成立大观公司,海外联华胎死腹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黎民伟参与。黎民伟只是在1934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他返港第四天曾和罗明佑去看将要作海外联华场地之陈七的地方。现在却说成黎民伟不仅参加商谈,而且还作为主要当事人,摆在罗明佑之上,议事地点竟由美国改在香港! 

(十二)「除了导演演员外,联华培养了不少质优的电影工作者。作曲聂耳、编剧田汉……」24 

  二十世纪30年代,聂耳和田汉都已经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和联华有过共事的历史。聂耳曾加入联华,田汉则仅为联华一厂写过《母性之光》和《三个摩登女性》两个剧本。写《母性之光》时用化名陈瑜,写《三个摩登女性》时,连化名都没用,影片上写的是编导卜万苍。能说是联华培养了他们吗?

  史实是,当年左翼影人的行为,如柯灵所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用老板的钱和设备,做自己的事情,而老板亦乐得有影片赚钱,实为两相情愿之事。但不等于说他们和老板之间没有冲突、斗争。罗明佑就和他们发生过两次冲突,一次是用「四国主义」代替原有制片方针,经联华「同人会」坚决抗议,后由罗明佑自己取消。二因拍《国风》而和左翼影人发生尖锐冲突,经过双方妥协才摆平。公孙鲁在《中国电影史话》中说:「作为老板的罗明佑、黎民伟等只有制止他们不过份超越范围,大作大为,但无法把他们摒诸联华之外了。」25至于联华制片一厂创办初期所显示的新文化思想气息,那是因为由参加过「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又在美国戏剧、电影的孙瑜执导了《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所致。罗、黎在历史上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基本没有接触,都保留较浓厚传统道德文化观念。他们的教化主张是在传统道德文化范围之内,和左翼影人主张根本不同,他们接受陈立夫要求,就是显著一例。充其量不过是罗、黎与他们在不同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罢了。 

  以下是几点质疑: 

一、黎民伟「年轻时曾支援过1911年黄花岗起义」;「黄花岗准备起义时,他们利用清平乐的戏箱运军火往广州,这是他参加革命具体的一件事。」26 

  黎民伟在《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褓姆》中说:「1911年(辛亥)农历三月廿九日,广州举义失败,许多革命同志,都匿居香港,从事各种革命宣传工作。我也曾跟着革命先进之士,如胡展堂、邹海滨、陈少白、高剑父……诸先生,从事于戏剧运动,创办清平乐(白话)剧社,暗喻扫平满清,人民始得安乐之意,又以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横贯清平乐之字为社徽。」27这里,他明明说清平乐剧社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成立的,社徽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作衬底。在1911年农历三月准备起义之前,当然没有清平乐剧社,能有戏箱用于运军火去广州之事么?

二、1929年2月18日至12月28日的日记何以缺失?28 

  现在发表的《黎民伟日记》并非原文,据发表者言是删去了与电影无关的内容。我们能看到的是已经删节本。但令人费解的是,从1929年2月18日到1929年12月28日之间,有整整十个月另十天是空白!在这期间发生了与黎民伟电影生涯有重大关系的事。如黎民伟和李应生因民新影片公司严重亏损而分手,分手之后对未来作何打算?孙瑜在1929年春进民新公司,应黎民伟要求拍摄由孙瑜编/导的《风流剑客》,秋天完成和上映,却未能解决公司的经济。黎民伟怎么考虑?更为重要的是,罗明佑正是在这期间来上海访黎民伟,依《中国电影史》记载,他们是在11月初达成协定,那么以此推算,罗明佑该在10月中下旬到上海。事关黎民伟电影事业前途问题,他能不在日记中记载?何况,公孙鲁在《中国电影史话》中,以及杜云之在《中华民国电影史》中,都记载了黎民伟与罗明佑交谈中的表态语言,不会是空穴来风。当然,这十个月是黎民伟经营民新公司失败的煎熬时刻,是失意时刻,是否因以为有损形象而讳之? 

三、黎北海在1929年12月28日,与黎民伟、林楚楚、阮玲玉、黄绍芬等十人,从上海经青岛去北京拍摄《故都春梦》。至1930年5月6日他乘加拿大(船名)返港。《故都春梦》在1930年7月27日试演于南京戏院。29 

  如果按时间,黎北海在北京和上海有五个多月,正是《故都春梦》拍摄期间,可以说这段时间中,他在为《故都春梦》工作。他返港后一个多月,《故都春梦》在南京戏院试映。黎北海这段时间在北京和上海,为剧组做了甚么? 

  从时间来说,黎北海当时正在香港办香港影片公司,拍摄《左慈戏曹》或《客途秋恨》,他会不请自来吗?这时联华尚未成立,他也不是联华成员,有必须来协助的理由和义务吗?此时黎民伟正处于经济拮据之时,也不可能请他来,而黎北海也不是空闲的人,很大可能是应黎民伟邀请来协助拍摄工作,而日记中却一字未留。是原文如此还是有所删节?

  在仔细阅读和、考证有关黎民伟先生史实的种种出版物之后,可以归结为一个概念,那就是贯串始终的抑(黎北)海扬(黎民)伟指导思想,想尽办法抬高黎民伟,包括将黎北海在香港电影事业中贡献,挪在黎民伟名下,用以填补黎民伟在香港电影事业中无以掩饰的空白。也想尽办法抹杀或淡化黎北海在香港电影事业中的存在和他的功绩,从而造成围绕与黎民伟有关的香港早期电影历史的某些严重混乱。我们无意与黎民伟先生过不去,也无意为谁打抱不平,而是对历史的忠实。黎民伟生前坦言自己是「失败者」,现在被人为地抬到这么高,甚至神化地被加上那么多桂冠和光环,这不是他的错。但自1993年公开评价黎民伟历史功绩以来,长达十年被搞混的历史,误导了许多学者,造成不应有的,现在到了该还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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